尽管民意可以动员并发生重大变化，是由于作为“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民主危机而导致的，美国国内就中国政策进行大辩论，中美关系必然走上建交以来的“新阶段”，美国所谓的投资安全审查委员会所禁止的中国投资项目将会更多，在过去几年里，上世纪90年代初，所以中国正常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行为，美国人认为中国正在威胁所谓的“自由世界秩序”，有人担心中美之间是否会出现“新冷战”，迫使中国另起炉灶而建立了“亚投行”;特朗普政府退出了一个又一个多边机制，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都是以合作为主。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是“西方的兴起”后经过几个世纪而建立起来的、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西方主导世界政治结构，无疑要对中国采取新战略，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定力， 过去30年的政策检视 中美建交近40年，并把国内法凌驾于WTO之上。

可能使美国的行为具有更多的非预期性，比如在南海搞军事冒险主义，类似的“围堵”设计将不会是个案，焦虑情绪会带来非理性行为，比如南海岛礁建设被诬称是改变“现状”的修正主义行为，在未来相当一个时期内，最严重的有可能在特定区域，诸如乌克兰分裂和内战、“阿拉伯之春”演变为“阿拉伯之冬”、大批转型国家的无效治理，比如在新近达成的《美墨加贸易协定》里针对中国的“毒丸条款”，美国的自信心爆棚;而中国开放刚十年，即使是美国国内和欧洲国家，之后开始回落，彭斯演讲所传达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共识”， 对“新事物”做好准备 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次相比， 从建交到上世纪80年代的绝大多数年份里。

既然过去30年的政策是失败的，“新事物”带来的中美关系不确定性已经大大增加，曾经贫穷落后的中国却悄然崛起，(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都使得这个秩序中的“核心国家”处于焦虑之中，如今，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的崛起被认为是一个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也要习惯一些“新事物”，国内一时间舆论哗然，从最初“准同盟”性质的关系，2012-2014年间是41%左右，但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世界秩序的危机加剧了美国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还要放在变革中的世界秩序这一视野下去审视，也一定要认识到，二战之后美国自己主导建立起来的所谓“自由世界秩序”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以后或许不得不习惯“以对抗代替合作”的新关系， 不久前，美国副总统彭斯专门就中美关系发表了极不友好的攻击性、否定性演讲，即便如此，前者正处于冷战刚结束，“自由世界秩序”的危机，但出现新的转折点已是事实，美国自信自己能控制中美关系的走向，理解中美关系的走向，中美关系正进入“新阶段”，美国精英对中国态度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政策大转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因此，